季羨林在家中書房查閱資料（資料圖）

　　“曾經的紅衣少年，如今的白發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雜憶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筆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貧賤不移，寵辱不驚。”這是“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給季羨林的頒獎詞。一介布衣，是他的人生起點，也是季羨林的自我定位。

　　近日，為紀念著名學者、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季羨林先生逝世15周年，由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聯合舉辦的“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五講“季羨林：中國學問家的典范”開講。本次講座的主講人郁龍余教授于1965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師從季羨林，現任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是國際著名印度學家。

　　季羨林研究的梵學、吐火羅文專業，早年間能懂的只是極少數人。晚年，隨著他聲名遠播，“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成為世人冠在他身上的稱號。他卻“三辭桂冠”，并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季羨林一生不慕名利，潛心研究，在印度學、東方學、比較文學、散文研究等眾多研究領域，都作出杰出貢獻。不過，郁龍余認為，“印度學研究是最基礎、最重要，開展最早、堅持最久的”。

　　中國和印度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但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東傳為主，印度的主流文化經典——《吠陀》《往事書》《奧義書》及兩大史詩等，并沒有傳到中國。所以，真正將印度文學的主流作品從梵文原典翻譯介紹到中國并進行學術研究的，季羨林是第一大家。

　　在《梵典與華章》中，郁龍余這樣評價：“季羨林正是憑著自己豐碩而精湛的印度學研究成果，和其他學者一道，真正建立起了中國的現代印度學。他不僅是當代中國的首席印度學家，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學家之一。”在季羨林逝世后，時任印度總理的曼莫漢·辛格致函表示：“季教授是世界最著名的印度學家之一。”

　　季羨林不但是中國印度學的創建者，還是中國東方學的奠基人。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羨林終于歸國，在北京大學與金克木、馬堅等一起創立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東方學。他所建立的中國東方學和西方恰恰相反，以人類全部歷史為考量，客觀、公允地評價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給予認真分析、理性批判和充分借鑒，旨在為建立以“世界大同”為特征的人類新文明貢獻力量。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興并蓬勃發展時，自幼學習古文、精通多門外語的季羨林對此產生濃厚興趣。1981年1月，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學會正式成立，會長季羨林，顧問錢鐘書。

　　季羨林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印文學的比較研究和批評。他始終認為，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有著古老文明的大國，在文學上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他作為一位研究印度語言文學的學者，有責任向讀者展示中印兩國沿襲至今的文學關系。

　　郁龍余認為，季羨林對比較文學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為一個總綱——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以及八大觀點：批評西方中心論，贊同印度故事中心說，百姓是故事文學的創造者，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故事流傳的必然，文化交流是源、比較文學是流，文學交流促進世界各民族友誼，一國之內可以有比較文學，東方綜合、西方分析。

　　在比較不同的文化和文學后，季羨林開始思考，在一個以西方中心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如何向世界展示厚重的中國文化。為此，在季羨林的散文創作、學術專著中，存在大量文化交流內容。他的《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正是關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名著。

　　季羨林喜愛語言研究，也精通翻譯。縱觀中國現代翻譯事業，季羨林譯作不但數量驚人，而且大都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難譯之作。所譯“二劇一詩一故事”（劇本《沙恭達羅》《優哩婆濕》和大史詩《羅摩衍那》、寓言故事《五卷書》），是印度主流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質量極佳。

　　他總結自己的翻譯實踐，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念。后來，這被學者們稱為“季氏譯論”，主要有三條：反對重譯（轉譯），主張直譯，提倡以詩譯詩。這“季三條”是對古代中國譯論“五失本”“三不易”（道安）、“十條”“八備”（彥琮）、“五不翻”（玄奘）、“六例”（贊寧）的繼承與發展。

　　當時，季羨林為了以詩譯詩，尋找一個韻腳，“失神落魄，其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又說，“時間經過了十年，我聽過三千多次晨雞的鳴聲，把眼睛熬紅過無數次，經過了多次心情的波動，終于把這本書譯完了”。

　　著名學者袁行霈在2007年5月《明報月刊》上發文說：“一個沒有典范的社會是悲哀的，一個雖有典范而不懂得尊敬的社會更是悲哀的。我們還有季先生這樣一些典范，我們要敬之愛之，用他們的人格和學問來規范自己。”

　　季羨林一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對學問孜孜以求。然而在生活中，卻是個性情中人，敢說敢言。他在《清華園日記》中寫道：

　　“腦袋里亂七八糟地滿是作文的題目，但是卻一篇也寫不出——今天只想作一篇《自咒》。”（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以前我老覺得學生生活的高貴，尤其是入了清華，簡直有腚上長尾巴的神氣，絕不想到畢業后找職業的困難。”（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實際上，出版社在刊印他的日記前，提議“做適當刪減”，但季羨林的意見則是“一字不改”。

　　他說：“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不刪，一仍其舊，一句話也沒有刪。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將來也不會成為圣人。我不想到孔廟里去陪著吃冷豬肉。我把自己活脫脫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摘自2024年7月26日《中國青年報》 見習記者 李悅 記者 蔣肖斌）